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汽车运输协定
中国政府 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汽车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５月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４年５月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本着进一步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和密切合作的愿望，考虑到汽车运输有利于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汽车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两国间定期和不定期的汽车旅客（包括游客）运输、货物（包括邮件）运输通过两国相互开放的边境口岸和公路进行。具体线路和通过口岸在实施细则中规定。
第二条 定期、不定期汽车运输由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协商进行。
第三条 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对行车路线中经过本国国土路段的缔约另一方车辆发放许可证。
第四条
一、如果空车或载货车辆的尺寸或重量超出缔约另一方国内所规定的限制，以及运送危险品，承运者应取得缔约另一方主管机关的特别许可证。
二、如果本条第一款所指的特别许可证规定了汽车行车路线，则运输应按这一条路线运行。
第五条
一、本协定所指的运输，只能由根据本国国内法律获准从事国际汽车运输的承运者担任。
二、从事国际汽车运输的车辆应具有各自国家登记的标志和识别标志。
第六条 虽有本协定其他规定，缔约一方的承运者不得经营缔约另一方领土上两点之间的旅客和货物运输。
第七条 在进行本协定中所指的货物运输时，应采用各自参照国际通用货单格式的本国货单。
第八条
一、从事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的汽车驾驶员，应具有与其驾驶的车辆类型相一致有效的本国或国际的驾驶证及本国的车辆登记证件。
二、本协定所规定的许可证及其他证件，应随车携带，并应主管机关检查人员的要求出示。
第九条 与本协定所述客货运输有关的具体问题，可直接由缔约双方的主管机关协调。
第十条 根据本协定所进行的支付，将以自由兑换的货币或按缔约双方已达成或随时达成的双边协议所规定的货币支付。
第十一条
一、根据本协定所进行的运输，对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下列物资，免征关税：
（一）各类运输车辆按额定的油箱和备用器皿所装的在工艺和设计上与发动机供应系统有关的燃料；
（二）运输车辆途中所必备的润滑油；
（三）用于维修国际运输车辆的备用零件和工具，上述物资需履行报关手续。
二、没有使用过的零备件应运回国，而替换下来的零件应运回国或者销毁，或者按缔约相应一方规定交出。
第十二条 根据本协定所进行的客货运输车辆，承运者应提前办理该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十三条 有关边防、海关和卫生检疫及税费等事宜，按缔约双方参加的多边条约或缔结的双边协定规定执行。但遇有根据上述条约和协定不能解决问题时，则按缔约各方的国内法律执行。
第十四条 运送重病人员以及运送动物、易腐货物的车辆和客运班车，边防、海关和卫生检疫应予以优先查验。
第十五条 缔约一方的承运者的车辆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上时，应遵守该国的交通规则及其他法律。
第十六条 为确保本协定的执行，缔约一方的主管机关应缔约另一方建议，可直接接触，协商解决客货运输许可证制度有关问题，以及就使用已发放的许可证交流经验和交换信息。
第十七条 在解释和执行本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分歧，缔约双方将通过谈判和协商加以解决。
第十八条 本协定不涉及缔约双方签订的其他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
一、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缔约双方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两年后重新审查协定执行情况。
三、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未以本条第四款形式通知缔约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
四、缔约任何一方可提前六个月以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尼文、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居昌 希巴拉吉·乔希
（签字） （签字）
附件：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
陛下政府汽车运输协定》议定书
为执行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汽车运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协定中的“主管机关”系指
中国方面：
在第二、三、九和第十六条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及其授权的西藏自治区交通厅。
在第四、八条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及西藏自治区交通厅、公安厅。
尼泊尔王国方面：
在第二、三、四、九、十六条中指的是工程运输部及其授权的主管部门。
在第八条第二款中指的是：ａ．有关地方当局；ｂ．有关地方警察局；ｃ．有关移民局；ｄ有关海关。
二、协定所提到的下列术语应理解为：
（一）“运输车辆”：在货物运输中指普通载货汽车、厢式货车、拖挂载货汽车和牵引汽车。
在旅客（包括游客）运输中指公路客车，即规定用来运送旅客并配备不少于八个座位的客车（驾驶座位除外），以及如果需要时单独运送行李的车辆。
（二）“定期运输”：指以缔约双方的运输车辆承担的，按双方事先商定的行车路线、班次及行车时刻表、始发站和终点站及中途停车站点运行的车辆。
（三）“不定期运输”：指所有其他种类的运输。
三、协定第三条所述的许可证，不免除承运者和货主按各自国内的法律规定应办理的海关手续。
四、协定第十三、十四条中的“卫生检疫”应理解为对人、动物及植物的防疫检查。
本议定书是协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议定书于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尼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以英文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居昌 希巴拉吉·乔希
（签字） （签字）
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生了诸多非法融资事件。其中，经营性担保公司违规操作所造成的危害性处置问题及如何对债权人进行充分的保护是司法实践所应当重视的两个问题。
本系列文稿拟以融资性担保为例，来解析经营性担保制度中的有关法律问题。应当说，经营性担保在外延上涵盖了融资性担保，融资性担保是经营性担保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
普通民事担保协议是无偿合同，而经营性担保区别于普通民事担保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其具有有偿性和营业性。虽然普通民事担保和经营性担保都要受制于担保法有关制度的调整和规范，但显然经营性担保中广泛地涉及到对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及公司法等法律制度的衔接适用问题。
2010年3月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对融资性担保行为及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规制，可以看出经营性担保的主要特征。
第一，经营性担保的最主要特征是“营业性”，其存在价值是以担保公司的债务代偿能力为基础而形成的促进资本融通的功能。
诸如，前述《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即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经营性担保与合同法制度的密切关系。
第二，开展经营性担保的主体具有组织性，包括公司制和非公司制（如商会会员制）两类。但融资性担保公司则必须是依法设立并以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为主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就确立了经营性担保与公司法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除了经营性担保组织的设立必须遵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外，其解散、清算及破产等与普通公司相比具有相应的特殊性，此点留待后文详解。
第三，经营性担保必须遵守有关行政许可制度的制约。
在普通民事担保中，无论是自然人或是公司法人类担保，只要不违反担保法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则其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是不必以事先获取相关行政许可为前置条件的。但经营性担保则不同，尤其是设立专门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前，应当经银行业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并获得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此外，设立典当行之类的经营性组织，还必须获得公安部门颁发的特种行业许可证。
从上述监管制度可以看出，经营性担保组织对外担保主体资格的取得与普通民事担保主体资格明显不同。
以公司为例，普通民事担保中只要该公司是合法成立并经过公司内部相应的决策程序，在不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形下公司即可对外提供担保；而经营性担保公司必须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否则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如果擅自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依据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有关规定，金融主管部门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对其依法予以取缔并处罚。
担保制度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其对风险具有转嫁与共担的功能。经营性担保存续的基础就是为他人债务提供有偿的“代偿”服务，但该种法律责任同时具有“或有性”。目前，金融主管部门对担保公司的监管规定已经超出了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和法人财产权制度的范畴。
本期解析经营性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及其责任能力的特殊性问题。
实务中，经营性担保公司的组织形式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据公司法规定，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出资额只有人民币三万元，而且不限于货币资本形态。同时出资制度的“但书”条款又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诸如《拍卖法》就要求拍卖公司必须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而且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公司，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但针对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层面中本身没有专门的调整规范，因此只能从金融政策中弥补空白。
2010年3月8日，国务院银监会及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要求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时应当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和符合该《暂行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其最低要求是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且该注册资本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应当说，上述针对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至少存在三方面的特殊性，一是最低资本额限制；二是货币资本形态限制。也即，除非股东的货币出资额超过了500万元，否则股东以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资产出资的，该部分产权价值不得纳入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额中；三是要具备具有“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
经营性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其存续的功能就是吸纳“或有性”债务，而且担保公司的经营业务越多，其或有性债务的余额就越大，对应的担保公司的经营风险就越高。因此，《暂行办法》规定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也就是说，对于经营性担保公司而言其所谓的“资不抵债”不是一个账面数据意义上的资产与债务的关系，而是要考虑到担保公司负债的特殊性，即担保责任与现实责任的转换问题。如果担保责任通过主债务人清偿或反担保等各种途径被化解的，则被免除担保责任的余额可以再次回到担保公司的“资产池”中，并可继续对外提供担保经营业务。显然，关于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倍”所限制的是担保公司在同一时段的保证期间内的责任总额，而不是指担保公司只能从事净资产额10倍以内的经营业务。
由于没有上位法的支持，故金融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只能按照金融产业政策来对待。但是，当担保公司违反这些规定后，是否涉及到担保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参照司法实践中处置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与合同效力关系的一贯态度，超越监管制度的担保合同其效力本身不能遭到必然否定。
目前，经营性担保在实务中出现了诸多严重的违规行迹。据媒体报道，一些担保公司大量从事吸收存款和经营放贷业务，成为半公开式的商业银行。问题产生的根源固然有民间金融权保障不到位等社会经济因素，但担保公司的违规操作显然是其中的主要推手。
本期解析经营性担保公司的经营范围及其效力问题。
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监管部门批准，可以经营部分或全部融资性担保业务。包括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综合性担保公司也可以在融资性担保业务之外兼营其他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诸如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在众多的担保业务中，司法担保是一种特殊的担保业务。因为司法担保既有“保人”式担保（不同于保证担保），也有抵押、质押等物的担保；此外还有担保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目前，担保公司对司法担保一般以“保函”作为其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文件，极少有以商业担保中的“保证合同”作为司法担保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