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试行办法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惠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54号
《惠州市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试行办法》业经2008年12月24日十届74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李汝求
二OO九年二月五日
惠州市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优先投资于人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引导农村已婚育龄夫妇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巩固和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我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是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在经济上给予必要政府津贴的利益导向政策。本办法先在博罗县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视情况再逐步推广。
第三条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为本市农业户口、实行计划生育家庭中男性年满22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女性年满20周岁以上、55周岁以下，只生育（含收养）一个子女且女方已使用宫内节育器或退出育龄期、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计划生育服务证》的农村居民。
第四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由政府按每人每月20元的标准发放政府津贴，直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止。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金不计入政府津贴对象的家庭收入中，不影响其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五条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由市、县（区）财政按比例承担。市、县（区）财政各承担50%。
第六条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由惠州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节育奖励金代发单位发放。
代发单位应当与市、县（区）财政、人口计生部门签订委托代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协议书，并按协议书约定发放政府津贴。
第七条 各县、区人口计生部门应在每年6月底前对下年度的政府津贴人数进行调查摸底，并于8月底前分别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和市人口计生部门。
第八条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市、县（区）财政承担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资金，应在每年2月底前集中划拨到县、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资金财政专户。由各县、区财政部门每年分两次按上半年和下半年划拨给代发单位。代发单位按县、区人口计生部门提供的镇（乡、街道）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名单，发放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
第九条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的申请。
凡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政府津贴对象，均可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近期有环无孕证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计划生育服务证等原件和复印件，免冠（1寸）近照4张，向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提出申请，填写一式3份的《惠州市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第十条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资格的确认。
（一）初审。村委会在接到申请人的《申请表》后，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在3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初审，加具意见后由村党支部书记或主任和村计生专干、镇（乡、街道）包干干部签名，将符合条件的对象名单及有关资料报镇（乡、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以下简称“人口计生办”）。
（二）审核。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接到村委会的初审对象名单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加具意见，并由镇分管领导、人口计生办主任分别签名，于每月20日前将符合政府津贴条件对象的《申请表》和《惠州市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报县、区人口计生部门。
（三）张榜公布。村委会送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审核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名单，应在村委会张榜公布10日，以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有异议的，村委会应报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并在3个工作日内调查核实清楚后重新公布，特殊情况不能在3个工作日内调查核实、重新公布的，可延长10日。
（四）确认。各县、区人口计生部门每月对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已审核的对象名单进行确认，并汇总各镇（乡、街道）上报的政府津贴对象名单及所需资金情况报同级财政部门和市人口计生部门，同时将确认后的各镇（乡、街道）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名单、《申请表》、《登记表》返还各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由人口计生办将名单及《申请表》返还各村委会存档。
（五）发放《惠州市计划生育家庭政府津贴证》（以下简称《政府津贴证》）。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对确认后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发放《政府津贴证》。
《政府津贴证》由惠州市人民政府统一监制，免费发放，所需经费由县、区财政拨付。
第十一条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的发放。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于每年4月、10月根据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提供的查环查孕名单发放。每缺查一次，扣一个季度的政府津贴。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从政府津贴对象使用宫内节育器、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当月起发放，本办法实施前女方已使用宫内节育器或退出育龄期、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政府津贴对象，自本办法实施之日的当月起发放。
第十二条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的领取。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凭本人身份证、《政府津贴证》、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专用存折按规定到当地的代发单位领取政府津贴，当事人委托他人领取的，应出具本人签名的委托书。
第十三条 村委会的职责：
（一）协助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做好本办法的宣传、发动工作；
（二）协助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开展对辖区户籍人口中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的调查摸底，协助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建立档案；
（三）对申请人的《申请表》进行初审；
（四）协助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对政府津贴对象及其变动情况的调查核实、张榜公布等有关事宜。政府津贴对象迁出、迁入、新增、死亡等变动的，应在当月填写《惠州市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变更情况登记表》（以下简称《变更登记表》）报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
（五）协助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发放《政府津贴证》。
第十四条 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的职责：
（一）负责做好本办法的宣传、发动工作；
（二）负责审核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资格；
（三）分类登记，建立信息档案，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已确认资格的政府津贴对象签发《政府津贴证》，建立相关的信息档案；
（四）建立《惠州市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统计表》（以下简称《统计表》）填报制度。《统计表》分为半年和全年报表，半年报表统计上年10月1日到当年3月31日情况，年终报表统计上年10月1日到当年9月30日的情况，半年报表和年终报表分别于4月25日前和10月25日前报县、区人口计生部门。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口计生部门的职责：
（一）县、区人口计生部门对所属镇（乡、街道）办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并会同当地财政部门与代发单位签订委托代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协议书；
（二）县、区人口计生部门负责确认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资格；
（三）县、区人口计生部门对所属镇（乡、街道）上报的《统计表》进行审核后，在每年4月30日和10月30日前将《统计表》一式3份报市人口计生部门；
（四）县、区人口计生部门应在每年3月中旬和9月中旬，将各镇（乡、街道）的政府津贴对象名单，报同级财政部门和代发单位，对临时增减的对象名单应在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通知代发单位；
（五）县、区人口计生部门在每年6月底前应组织对下年度的政府津贴对象人数进行调查摸底，制定政府津贴计划，并在8月底前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和市人口计生部门。市人口计生部门汇总各县、区调查摸底结果，制定全市政府津贴计划，并在10月底前报送市财政部门。
第十六条 市、县（区）财政部门的职责：
（一）对同级人口计生部门提供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资金预算进行审核，列入下年度财政预算；
（二）市级财政部门在每年2月底前将本级应承担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资金下拨至各县、区财政部门专户；
（三）县、区财政部门在每年3月底和9月底前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资金及时下拨到代发单位；
（四）对年终《统计表》进行审核，根据年初下拨计划与实际发放情况进行结算，在下年拨款数中平衡；
（五）监督检查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发放情况，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十七条 代发单位的职责：
（一）与县、区财政、人口计生部门签订委托代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协议书；
（二）建立政府津贴对象个人账户。代发单位在收到县、区人口计生部门提供的镇（乡、街道）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名单5个工作日内，应将资金直接划入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个人账户；
（三）建立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对象数据库。代发单位在每年5月5日和11月5日前，分别将半年和年终实际发放名单、数额和汇总情况通报当地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和县、区财政部门；
（四）确保政府津贴发放到户、到人。对符合规定的政府津贴对象，要本着方便群众的原则，在确认其身份和核对名单后，应立即按规定支付政府津贴。当事人因特殊情况委托亲属或关系人代领的，应查验其是否有当事人的委托书，没有委托书的，不予办理。
第十八条 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发放期间，政府津贴对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有权取消其政府津贴资格，依法收回行为发生之日起领取的政府津贴，并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领取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后又再生育、收养子女的；
（二）宫内节育器脱落的；
（三）户口迁出惠州市或到境外定居的；
（四）政府津贴对象死亡的；
（五）被判处徒刑服刑期间的；
（六）弄虚作假，骗取、冒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的。
第十九条 政府津贴对象在领取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期间，发生离婚、丧偶后，未再婚、未收养子女的，可继续享受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待遇。
政府津贴对象户口在本市内迁移的，按迁入地政府津贴待遇执行，政府津贴对象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不再享受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金待遇，已领取的政府津贴不再退还。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不予办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手续：
（一）未填写《申请表》的；
（二）未按规定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
（三）非婚生育，未补办婚姻登记手续的；
（四）未交清社会抚养费的；
（五）不属于本办法第三条规定对象的。
第二十一条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截留。如有发生，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 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村委会拒不办理符合政府津贴条件对象申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有关手续的，当事人可向其上一级人口计生部门投诉，经上一级人口计生部门审查认定可以办理的，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村委会应在接到上一级人口计生部门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不依时办理的，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符合政府津贴条件的对象办理申请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手续和领取政府津贴时，村委会、镇（乡、街道）人口计生办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如有违反规定向当事人收取费用的，政府津贴对象可向上一级人口计生部门投诉，一经查实，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应设立并公布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工作举报投诉电话，及时受理群众的举报投诉事项。
第二十四条 各级监察、财政、人口计生部门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资金的使用、发放情况进行监督和绩效评估；审计部门依法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府津贴的筹集、管理、使用、发放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浅分析刑讯逼供行为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在自我角色认知方面的一些错误是刑讯逼供行为多发，而且久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角色认知错误的突出表现就是刑讯逼供行为个体（下文以警察为分析对象）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对于警察的这种角色认知并不是其天生就有的，对大多数警察来说，这种认知错误可能就在其入警的那一天，或从那一天起不知不觉中形成，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支配下，希望权力得到实现，权威得到尊崇，其对审讯工作的影响便是强调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权力和权威的服从——如实回答警察的提问。如果这种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在其外化的过程中受阻，对警察而言便是一种挫折（关于挫折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下文详述）。
这种自我认知方面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即社会遗传因素。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五千年的“人治史”，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地给警察们输送着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的给养。从近代主流政治理论上看，警察、军队、法庭是三大国家机器，这一切养成了警察在审讯工作中“权力需要服从，权威需要尊崇”的错误观念，从而形成刑讯逼供的心理动因之一。
从目前得到的先秦和秦代具体审案的史料来看，在一些情况下，审案者是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先认定案情的是非曲直，然后获取口供，从而加以证实，而获取口供的捷径就是刑讯[1]，这也许是有罪推定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关键一直延续到今天，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大多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其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认知有着一些错误：一是将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认为他们是事实上的有罪者，因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其在审讯中能做的无罪辩解一律视为有罪者为了逃避罪责的托辞，是其主观恶性较重的标志，甚至将律师的辩护理解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二是将犯罪嫌疑人客体化，认为其只是警察的工作对象，是刑事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因而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会有“供认不诲”的义务而无其应有的权利 [2]，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受警察的指挥和调控，其在立法中的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有关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的相关规定。
受传统的纠问式诉讼观念和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警察总是将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使本应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说服失去了应有的心理基础，[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警察个体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讯问失去了其“信息传播——交流——说服”的科学过程特征，而成了警察单方面寻求“命令——服从”的权威满足的过程。虽说由于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地位、审讯活动的行为目标等方面有其固有的对立，双方身份有明显的差异，但这全都是角色差异的表层现象，从更深层面上分析，警察与犯罪嫌疑人都是个体的人，具有普通个体所应具有的个性特征，从而在这一层面上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倘若将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绝对化，在审讯中警察保持单方面的强势，刑讯逼供的结果就是一种必然。
《刑法》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假说，该法条的存在必然对意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形成心理上的强制而起到一种预防作用。但是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有时即使其内心认为其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不合法，但是却合理。心理学理论认为当个人可以推卸其行为的责任时，内在和外来的遏制力降低，产生侵略行为的概率升高[3]。具体地分析，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基于有罪推定的罪刑报应。罪刑报应因其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良好契合而深入人心，警察在刑讯逼供中的思维过程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有罪——有罪当受到报应——我正在使有罪者受到报应”这一模式，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刑罚”与“刑具”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刑讯逼供行为合法化归因的法文化基础。
2、基于实体正义的错误归因。不枉不纵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的理想价值目标，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实体正义一直以来就是处于上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最高目标。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实现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偏爱和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该行为合理化归因的价值基础。
挫折是个人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时，由于遇到障碍和干挠，其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的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4]。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多拉德等五人在研究了人在遇到挫折的行为反应后，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行为是挫折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同时，挫折的存在也总是要导致某些形式的攻击行为[5]。尽管此说因过于绝对而备受诘难，但针对人们的诘难，米勒于1941年在《挫折——侵犯假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对该假说进行了修正。刑讯逼供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主体之间的侵犯攻击行为，符合“挫折——攻击假说”的情境预设，用该理论对刑讯逼供行为进行分析，对于洞察刑讯逼供行为主体的心理动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想的审讯过程预设是“提问——如实回答”，这种模式既能满足警察的工作需要，又能满足警察对权力的被服从，权威受尊崇的心理需求。但实际审讯过程很难按照这一理想预设进行。
1、审讯工具的缺乏或失效。审讯是一个说服过程，需要警察具有相关的说服工具，也就是一种审讯技巧。要求警察具备这样一些能力：与审讯及案件有关的法律知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而刑讯逼供者大多在这些能力方面存在重大欠缺，或不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审讯工具而导致审讯工具失效。
2、审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审讯是个双向的信息交流和说服过程，要求审讯人员掌控审讯节奏的同时能很好的调动审讯对象——供述积极性。但自我中心使其忽略了这一点，刑讯逼供者大多不去充分地了解审讯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及归案后的认识态度等。即使掌握了一定的审讯工具也不能加以正确利用。
3、错误的心理预期。由于刑讯逼供行为人角色认知方面的错误，使其对审讯抱有一种错误的预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权力和权威之下会如实回答其提问。但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犯罪嫌疑人总是想方设法寻求反审讯的对策，而使审讯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行为人总是将案件取得突破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或设想从口供中获取查找其它证据的线索，因此对审讯的预期目标表现出主观性的特征，当审讯结果与其主观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时，挫折感就产生了。
刑讯逼供行为人在审讯受挫之后，不是积极检讨自我方面的不足，如审讯技巧，策略等的缺乏，或及时地调整对审讯的自我心理预期，改变错误的认知观念；也不是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防卫，而更多的是觉得其作为一个执法者、专政者的权力在审讯中没有得到服从，权威没有得到尊崇，目标就在眼前，但是却无法实现。当行为人受挫时愈接近目标，其感受到的挫折也就越为强烈，由此引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挫折感突破某种限度时，就会发生现实的侵犯攻击行为，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发泄行为人内心挫折感，保持行为人心里平衡的一种方式[6]。
“工作应激是指工作需求超过个人成功应对的能力”[7]当工作要求在过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多的工作时，就存在工作超负荷现象，这就会改变个体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功能。心理学家特瑞•彼和约翰•牛芒的研究结论认为，工作应激产生三个消极的个体后果，即心理健康受损、生理健康受损和行为表现症状异常。
工作应激是客观工作环境对工作要求相匹配的技能及个体对其的感知之间相互影响。与前文对刑讯逼供行为所作的“挫折——攻击假说”所分析的一致，个体的挫折感也是导致其工作应激的内部感知的重要因素，而引起个体工作应激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一下几种：
1、工作条件因素。第一，警力资源及其它侦查资源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警察工作超负荷是引发警察工作应激的重要因素。警察超负荷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警察的苦衷是，一边是不断的新发案件急待侦破，一边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的案件需要他们去审讯，去进一步收集和完善证据体系，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公安机关实行并案侦查后体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称之为数量工作的超载。第二，粗糙的前期侦查及落后的技术手段使众多的案件缺乏起诉所需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终结、提起诉讼、法庭判决三个诉讼阶段一致的证据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目前对警察来说是个“太高”的工作质量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警察就必须付出很艰苦的努力和代价，有时甚至是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质量工作的超载。第三，公安机关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领导人通常以个人的主观意愿来为具体办案人员决定工作方案或目标，如定破案数量指标，定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时间限制等，有时甚至给出“加大力度”等暗示。对刑讯逼供行为人来说，领导的指令给其施加的压力，尤其是针对条件不好的案件，真是不敢怒又不敢言，其结果是烦恼和紧张程度增加。
2、角色因素。警察在审讯中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一方面，警察是执法者，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以及做为执法者带来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和专政意识；另一层面，警察做为个体人，具有个体的种种特征，如情绪的愤怒等。执法者的角色需要警察公正、冷静、客观；而做为个体人的角色上，警察有时也有其难以驾驭的情绪或性格。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是个体内心焦虑和恐惧感的增加。
3、社会环境因素。不理想的工作和社会支持体系容易导致个体的压力增大。对于警察而言，社会治安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工作负荷的情况，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警察工作压力大，而且有时还会遭到人民的白眼。近年来，对刑事犯罪的“严打”不再是一种阶段性的行动，而是一种日常性的工作，从而给警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环境失去缓和的特征，而代之以紧张。
另外，还有职业发展因素，包括并职、降职、工作安全性等及家庭工作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夫妻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可能给警察心理上造成压力。研究表明，工作应激在行为个体上表现为工作破坏、冒险行为增加、侵犯攻击行为增加等异常现象。警察在审讯中因前述诸应激因素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引起情绪的紧张和焦虑，部分警察为了达到渲泄的目的而对审讯对象发生刑讯逼供的攻击行为。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遏制警察刑讯逼供的行为，从警察个体的角度来说，对警察心理状态的调适相当重要。
预防警察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把好公安机关招警关，即在招警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其文化素质、智力状况、业务素质等，还要考察其情绪特点，性格特征，看其有无不良的行为习惯，看其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是否适合警察工作，尤其对于刑事警察来说，其心理素质尤为重要。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在一些省市逐步得到重视，在招警过程中已经开始进行心理测试，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使用心理测试常用的“人格量表”进行心理测试；二是通过对报考公安机关（院校）的人进行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向其提一些问题，进行心理测评，从而考察其心理素质情况。对于心理素质明显不适应公安工作者，一律不予录用。
传统的警察认知理念以“专政”为主导，尤其是刑事警察更是如此，要减少警察在审讯过程中的挫折感，除了要加强警察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之外，更主要的是心理素质的加强，但心理素质的加强与其认知理念的调整是分不开的。
1、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是警察整体联系认知的转变，这已形成了一种共识，但这一共识在刑事警察认知体系中仍然还未形成，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社会稳定是通过打击犯罪来实现的，仍然把刑警的职能定位在打击犯罪的着眼点上而忽视保护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的人权）的一面。把打击犯罪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手段，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在于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根源，增加消除或减少犯罪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将警察过高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降低到适当程度，从避免由于不当的角色意识、权利意识而形成的挫折感，跳出“挫折——攻击”的心理假说。
2、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转变。在“有罪推定”的认知理念之下，警察对每次的审讯希望得到的都是审讯对象的有罪供述，而对审讯对象的无罪辩解无法接受，认为审讯对象是在对权力和权威进行挑战。
3、从“执法者”到“守法者”的角色认知转变。警察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但其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却常常出现偏差，在审讯中对自我角色的认知通常是对“执法者”的角色认知，而忽视了作为普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守法者”的角色认知，只有完成这种角色认知的转变才有可能培养在侦查过程中的正当程序观念，才能使其严格地依据刑事诉讼法规范审讯行为，从而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工作中的应激导致的情绪紧张、失控、焦虑状态、压力增大等是诱发警察在审讯中刑讯逼供的重要因素，要减少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有必要减少警察工作中的应激源。
1、增加警力资源配给。这对于减少警察工作时间，缓解身心疲劳，有利于减少工作应激的发生。
2、科学决策，减少人为施加的主观压力。目前我国警察队伍的管理体制决定警务行为在运作过程中的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警察工作应激源之一便是一些政府部门或领导常常随意决策，如限期破案、定任务、下指标，而不讲究决策的科学性。其结果是使警察在工作中背负着太大的压力，形成人为的工作应激。例如，领导要求天亮前取得口供，但拿不下来怎么办？领导施加的压力就会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便发生刑讯逼供。
3、建立科学合理的警察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在当前的刑事警察的工作中，其绩效评估是以破案情况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并不注重工作中其他参量，如工作中的守法情况，尤其是程序合法情况，个人素质，业务能力等，评估标准的单一性和欠科学性，使得警察职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容易形成工作应激。
建立警察心理辅导机制可以对其进行长期的心理帮助。对于工作的特殊性，如经常接触社会的阴暗面，经常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有时甚至是死亡，导致其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有很大差别。容易形成职业性的心理疾病。在国外警察接受经常性的心理治疗，如在亲历暴力犯罪现场之后，认为心理上受到某种刺激，他们就可以到心理医生处接受治疗，以恢复负面的心理平衡。或者当警察有某种心理障碍时，或存在应激状态时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使其心理障碍得到消除，情绪可以得到释放，从而使刑讯逼供等暴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得到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