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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沿海防护林保护管理办法


（2004年5月1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7月7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0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沿海防护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沿海防护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沿海防护林，是指沿海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包括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护岸护堤林、护路林。

红树林的管理、保护适用《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沿海防护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沿海防护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计划。

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管理、保护和补偿经费应当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筹措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管理、保护经费，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各界人士捐资建设沿海防护林。

第六条 沿海防护林建设和保护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适度利用、依法保护的方针。

鼓励和支持开展沿海防护林科学研究，推广应用先进技术，不断提高沿海防护林的综合效能。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沿海防护林的义务，对破坏沿海防护林的违法行为，应当制止和检举。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全省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全省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组织制定沿海防护林规划及相关细则，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制定沿海防护林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总体规划、旅游总体规划、交通发展规划等规划相协调。

经批准的沿海防护林规划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九条 沿海防护林带按照以下规定划定：

（一）沿海国家特殊保护林带。

1.在沙岸地段，从海水涨潮的最高潮位线起向陆地延伸200米；

2.在泥岸地段，从海水涨潮的最高潮位线起向陆地延伸100米；

3.在岩岸地段，为临海第一座山山脊的临海坡面。

（二）沿海红树林带。

（三）沿海风沙化严重或者生态敏感地带。

经国务院批准的各类规划中已经确定的土地用途，按照规划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沿海防护林建设规划中被划定为沿海防护林用地的非基本农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订计划，逐步退耕还林。沿海防护林建设规划中被划定为沿海防护林用地的养殖塘，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订计划，限期退塘还林。

第十一条 沿海防护林应当以营造防风混交林和景观林为主，形成多树种、多层次、多效益的防护林体系。

第十二条 沿海防护林区内的宜林荒山、荒地、沙滩、滩涂，由林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按照规划要求营造沿海防护林。

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沿海防护林建设应当采取招标等方式确定，并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

设计、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经过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案进行设计、施工，并接受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沿海防护林建设项目由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三条 沿海防护林带应当设置保护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沿海防护林保护标志。

第十四条 禁止在沿海防护林区内进行开垦、采石、挖沙、取土、开矿、修坟、挖塘以及其他毁林和破坏林地的行为。

第十五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沿海防护林森林火灾的预防、扑救工作，并落实森林防火责任。

第十六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沿海防护林森林病虫害的调查监测和防治工作。

沿海防护林的森林病虫害防治，实行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发生森林病虫害时，经营者应当及时除治，并及时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控制和防止森林病虫害扩散和蔓延。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征用沿海防护林地。不得将沿海防护林地改作商品林地或者其他用地。

因国家或者省重点建设项目需要征用或者占用沿海防护林地的，应当按照《海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四章的有关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第十八条 禁止采伐沿海防护林。确因国家或者省重点建设项目需要或者林木抚育更新需要采伐林木的，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有关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年采伐限额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经批准采伐沿海防护林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质量在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第十九条 更新采伐沿海防护林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实行隔带采伐，每条采伐带最大宽度不得超过50米。

（二）采用择伐时，采伐强度不得超过20％。

（三）采用小面积皆伐更新时，每块最大面积不得超过2公顷，且要求块与块之间呈“品”字形排列。

（四）沿海防护林采伐后应当于当年或者次年造林更新，更新林带不具备防护效能时，不得批准采伐其它老林带。

第二十条 在沿海防护林区内的各种经营活动，应当遵循保护优先原则，不得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沿海防护林的防护效能。

第二十一条 沿海防护林建设和管理实行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政府对沿海防护林经营者或者所有者建设、管理、保护沿海防护林给予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沿海防护林补偿资金专款用于生态公益林的建设、管理与保护，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沿海防护林保护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可以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在沿海防护林地上进行开垦、采石、采矿、挖沙、取土、挖塘及其他活动的，依照《海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沿海防护林地上修坟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毁坏幼林、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幼林或者苗木株数3倍的树木。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发生的森林病虫害没有进行除治或者除治不力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除治，逾期不除治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的单位代为除治，除治费用由责任单位或者个人支付。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沿海防护林中进行经营活动，造成沿海防护林带水土流失或者沿海防护林防护效能破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占用、征用沿海防护林地，或者将沿海防护林地改作其他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非法占用或者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20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临时占用沿海防护林地，逾期不归还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沿海防护林的所有者、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将沿海防护林地改为商品林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收回已经获得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款，并处以所获得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3倍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沿海防护林中盗伐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10倍的罚款。

在沿海防护林中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5倍的罚款。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盗伐、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今年4月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征求意见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续审议稿延续了初次审议稿对民事证据种类和排序的修改，将“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至第一项。第六十三条被修改为：“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者，所以“当事人的陈述”是证据来源之一或者说可以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它的功能在于能够实现当事人参与诉讼，防止诉讼突袭，推动发现真实的诉讼进程，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然而，“当事人的陈述”重要性是否足以使之置于首位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的修改有待商榷：

１.“当事人的陈述”不能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哪些证据材料具有法定的证据资格，这八种法定证据种类应当依其对认定事实的重要性排序。民事法律关系是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载体而完成。这些载体直接反映了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可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意思表示载体，而是纠纷产生之后对交易过程所涉及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述。因此，在认定事实时，法官首先考虑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或者说证据材料。只有在法官认为有强化心证的必要时，才会考虑“当事人的陈述”。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对“当事人的陈述”甚为谨慎，要求法官通过其他证据来确定“当事人的陈述”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直言之，只有其他证据材料印证了“当事人的陈述”，法官才可能把它作为“证据链”的一个环节。即使这一证据材料缺位，仍然不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２.将“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违背了证据排序的内在逻辑 证据种类顺序应当遵从证据的客观性到主观性的逻辑。之所以坚持这一逻辑安排，是因为它符合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司法的过程是，法官根据该证据种类逻辑安排所认知的事实涵摄到三段论的小前提之中，再根据作为大前提的法律得出结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官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确保认定事实的客观性、中立性。与之相对应的立法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种类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３.“当事人的陈述”所涉及内容具有补充性、辅助性 正如上文所述，“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载体，而是纠纷发生之后对意思表示的重述。这就决定了它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只能起到补充、辅助证明的作用，这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可见一斑。《德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设置专节规定“讯问当事人”（包括第445、448等条）。该节分别规定了法官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对方当事人拒绝的后果等。对当事人而言，应该由当事人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向法官申请对另外一方当事人讯问；对法官而言，经过言词辩论、证据调查之后无法获得足够心证时，不论证明责任归属而讯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讯问当事人本人。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使该当事人进行宣誓”。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讯问当事人。2000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也在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目（勘验）之后增加了第367条“当事人讯问”。上述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当事人协助法官发现真实，迅速裁判，但是“讯问”也仅限于法院认为必要时。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都视“当事人的陈述”为补充性、辅助性证据，交给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把“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到了第一项的原因，立法机关并未对此说明。因此，只能根据法条结构和法学知识推理修法意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它们都把“当事人陈述”放在首位，这与民事诉讼法理的辩论主义相契合。遵循这一思路，立法机关遂将证据种类的排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把“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与庭审两个阶段的对“当事人的陈述”的处理保持一致，以凸显民事诉讼辩论主义的特色。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排序的这一调整不仅与证据法理相悖，而且忽视了审判运作的规律。如果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意图强调“当事人的陈述”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那么，就应该设立相应的证明手段使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所阐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当事人的陈述”）相分离，因为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有两个功能，即阐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由于两者交织在一起，有必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机制使“当事人的陈述”的内容分离出来。譬如，当事人所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能被认定为“自认”，免除对方的证明责任，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还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立法例，通过法官讯问当事人的机制把当事人陈述涉及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剥离出来，这才是修改“当事人的陈述”最关键环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