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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要指“民众的基本生存、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涉及到与民众衣食住行及自我价值实现等有关的所有方面。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而《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语境中显然渗透着一种大众情怀。所谓民生，就是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关注民生问题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目前，人们普遍把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作为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要切实保障民生，实现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社会生产力较大发展，物质比较充足，社会服务产品比较丰富；二是法律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形成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两者缺一不可。认真考察我国现阶段民生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感到，在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得到较大改善并处于稳定提高的状态之下，民生保障的着力点应当放在涉及民生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上，只有这样，才能使民生保障问题得到稳定、可靠、有效地解决。

党的十七大对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指出：“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

一、以关注民生为出发点，建立完善严密的法律体系

法的关怀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都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然而，法律不可能预先规范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通常情况下，只有出现了新的事物、新的情况，我们才开始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去寻找规范和调整的办法。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大量凸显，各种新事物、新情况不断出现，许多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和制度亟待完善并上升为国家法律；一些已经出台的法律还出现空白和缺位，亟待修改、补充、完善。缺失了法律规范，就缺失了法律的保护，就会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立法机关应把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要位置，始终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如《食品安全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残疾人保障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此外，还有社会保险立法、社会救助立法、社会福利立法、住房保障立法等与民生问题相关的法律也已提上立法日程。我们在制定与完善相关的民生问题的立法中，特别要着重解决这样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分配公平；二是通过立法保障政府对民生建设的投入；三是要在制定与完善民生建设的法律中，注意克服部门立法、权力部门化问题，以保障法律规则本身的公平。

二、进一步提高司法行政能力，强化司法在群众中的公信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保障人民权利的职责正在由立法机关转向司法机关。人民对司法机关的期待与法治初建时期已有质的不同，人民不仅要求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稳定社会、解决纠纷，还要求司法机关通过能动的司法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做出引导。同时，对生效的裁决，人民也希望能够通过国家强制力加以有效的实现。面对这种新要求、新期待，司法机关必须加以正面的、积极的回应。但，各级司法机关的现实客观条件和实际面对的种种制约与人民对司法的期待还有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改善的客观情况下，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主观能动性就成为必要的选择。

三、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自我保护能力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程序的启动更多的是犯罪发生后被动的救济，人民群众才是自己利益的最好?I卫者。司法机关在服务民生的过程中，教会群众如何维护自身的福利和保障、生存与发展比单纯地救济他们的权益更加持续有效。因此，对公民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是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重要措施。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就应当把着眼点放在保证公民的生产生活和合法权益上，大力普及与民生密切、问题较多、群众最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学校、单位、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作用，提高普法的覆盖面；要适时开展以案说法、公开审判、就地办案、法进社区、送法下乡、法制宣传等活动，增强普法的效果。要制定普法的远期规划和近期计划，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活动，逐步提高全民族的守法意识和法律素质，使学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四、以定纷止争为主线，进一步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

把矛盾纠纷预防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长效机制，做好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积极参与涉及民生问题纠纷的调解，使矛盾早发现、早化解、早处置。探索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工作机制，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发挥律师在调解中的作用。采取诉前调解、法庭调解、庭外和解和其他非诉讼手段，引导当事人消除矛盾纷争；鼓励律师通过担任人民调解组织法律顾问，驻调委会接访，在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接待日等方式，参与物业管理、劳动争议等疑难复杂纠纷调解，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五、以维护稳定为目标，落实好帮教安置和社区矫正措施

加强沟通协调，动员社会力量，建设安置实体和基地，共同做好帮教安置工作。加强社区矫正信息网络建设，把社区矫正移动管理平台等高科技手段运用到提高社区矫正管控水平上来。加强社区矫正规章制度、质量评估、安全保证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的衔接管理，积极探索社会化安置帮教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增强安置帮教效果，充分利用各类技能培训资源，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矫正对象的技能培训，努力拓宽就业安置途径，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积极参与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整合司法行政基层力量，参与“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解决治安突出问题，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有一句名言：“法是不断的努力。但这不单是国家权力的，而是所有国民的努力。”在依法治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司法机关践行司法为民宗旨，通过司法保障民生，是司法机关在司法领域中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努力。和谐社会要求有保障的民生，民生的保障又促进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形成。民生的实现不仅是社会建设的目标，也关系着民心向背。只有牢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增强民生意识，将民生意识融入每一个司法行政工作者的血脉之中，才能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只有我们真正把老百姓的事办好了，我们的服务人民群众满意了，我们就大有可为，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司法行政所谓的“软”职能就会“硬”起来，我们硬也就硬在为群众谋利上，硬就硬在扎根群众上，硬就硬在依靠人民中，硬就硬在为人民服务中去。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孟琳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判未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减刑时可否判处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的批复

1964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64〕法刑一字第7号请示已收阅。关于原判未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否在处理减刑的同时再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问题，经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后，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的意见。此复。

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判未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否在处理减刑同时再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各级人民法院过去判处相当大一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没有剥夺政治权利。最近有的中级法院在处理劳改部门报请无期徒刑减刑案件同时，准备再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我院对此问题查阅了有关文件，没有找到根据。后与有关部门研究并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如下意见：（一）对原判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重新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从法律上讲，从加强对敌斗争意义上讲是可以的。但是，权衡利弊，在处理劳改犯减刑同时，重新剥夺政治权利，我们认为对减刑效果要受到影响，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促进犯人改造。（二）根据全国第十三次公安会议的精神，今后，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的四类分子，能不能摘掉帽子，由劳改单位和劳动教养单位分别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确实改造好的，可摘掉帽子；表现一般的可由公安机关考察一个时期，经群众讨论后，再宣布摘掉帽子；改造不好的就不要摘掉帽子。根据这个精神，我们认为，不论过去判处何种刑期，只要刑满释放后没有摘掉四类分子帽子，就要继续实行监督改造，也就自然不能行使政治权利。为此，对过去判决时未经宣布剥夺政治权利的，一般的不要再重新处理。（三）对原判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如果现在有个别需要非剥夺不可的，我们的看法也应该由原判法院来处理为宜。目前我省控制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处理的劳改犯减刑案件，涉及到全国不少法院判决的案件。为此，由减刑的法院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亦不够合适。
基于以上三点考虑，我们的意见，过去原判未剥夺政治权利的，就不要再一般的、普遍的重新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更不要在处理减刑同时来搞，以免波动面大，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实际意义也不大。如果有个别需要非剥夺不可的，也应在处理减刑后的适当时机进行。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