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暂行管理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黑政办发〔2009〕14号
各市（地）、县（市）人民政府（行署），省政府各直属单位：
《黑龙江省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暂行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三月六日
黑龙江省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暂行管理办法
一、总则
（一）为加强我省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棚户区改造项目）管理，确保棚户区改造项目顺利实施，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结合森工国有林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所称棚户区是指在省森工总局和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林业集团）管辖区域范围内，平房密度大、使用时间长、房屋质量差、人均建筑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环境卫生差的简易房屋、危险房屋和棚厦房屋集中连片建筑面积林场场址超过３０００平方米（或集中连片６０户以上）、林业局局址超过１００００平方米（或集中连片２００户以上）的区域。
（三）国家批复的森工国有林区系统内各林业局（含直属企业、直属林场所，下同）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四）棚户区改造项目要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方针，实行统一规划、分期实施。
（五）棚户区改造要依法进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切实改善棚户区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要充分尊重职工意愿，同意改造的住户要与林业局签订棚户区改造协议书。
（六）根据森工国有林区实际，将棚户区改造与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建设相结合，宜楼则楼，宜平则平，在计划、资金、房源等方面统筹兼顾。
二、工程组织管理
（七）按照国家批复的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规划和实施方案，省发改委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审批、年度投资计划的下达、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竣工验收等工作。省财政厅负责省级配套资金的筹集、拨付、建设资金的使用和监督检查等工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项目质量、建设标准和安全监督检查、竣工验收等工作。省国土资源厅负责土地使用管理等工作。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具体负责棚户区改造工程组织实施工作，包括前期准备、建设管理、竣工验收准备、筹措工程建设配套资金、建立工程档案、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反馈建设进度和上报有关情况等。
（八）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要加强棚户区改造工程的组织领导，成立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切实组织好工程建设及管理，定期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省发改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报告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建议等。
（九）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为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
三、工程计划管理
（十）森工国有林区要切实作好棚户区改造规划编制工作。规划编制工作要严格按照国家关于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规划编制的相关要求，以提高林区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水平为目标，实事求是，科学谋划，切实提高规划水平。
（十一）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根据国家批复的棚户区改造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组织各林业局编制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省发改委审批，并于每年第四季度编制下一年度投资申请计划报省发改委，经省发改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审核后，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部。
（十二）对中央砍块下达的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投资计划，参照国家投资计划下达方式，在国家规定时限内由省发改委会同省有关部门下达到具体项目单位，并下达财政预算，需要进行分解的，由省发改委或省发改委会同省有关部门分解下达，同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备案。
（十三）要依据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下达的年度投资计划实施，不得搞计划外工程，不得擅自提高和降低建设标准。棚户区改造项目投资不得突破概算，建设规模不得缩减，如需进行调整，须上报原审批部门批准。
（十四）对没有完成棚户区改造年度计划的林业局，省发改委将不受理下一年度计划申请。
（十五）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计划主管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会同建设、财务、审计、监察等部门，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建设资金安全。
四、工程资金管理
（十六）要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补助资金、省级配套资金、企业出资、个人出资等。中央补助１．５万元／户（基本户型５０平方米），超出５０平方米以外的面积不在补助范围内。
（十七）中央补助资金由省发改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森工国有林区负责争取落实。省级配套资金由省财政厅负责筹集。企业出资由各林业局负责筹集。个人出资由各林业局依照国家政策以及实际情况确定标准进行筹集。
（十八）要将各种渠道筹集的棚户区改造资金集中到指定账户统一管理，实行单独记账，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挪用。对于非货币政策性投入，要完善相关确认手续，并确保政策落实到位，避免先免后收现象的发生。
（十九）棚户区改造资金一律实行财政直接支付。财政部门要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资金，不得无故拖延、滞拨资金。要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将资金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或供应商。工程款拨付要按相关规定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财政部门要按规定审核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报送的棚户区改造预算。棚户区改造工程竣工后，要严格评审决算。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要按规定向财政部门报送基建财务报表。
五、工程建设管理
（二十）棚户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实施建设管理。
（二十一）棚户区改造工程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省森工总局和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对棚户区改造工程负总责。各林业局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法人代表为第一责任人。
（二十二）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制。项目管理部门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投标程序。要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开发、规划、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依法实行招投标。严格履行招标、投标、评标程序，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与形式干扰正当的招投标活动。
（二十三）要选用具有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项目设计，选用具有三级以上（含三级）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项目建设。棚户区改造项目选用的材料、设备、构配件等，其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或省规定标准，要努力提高项目科技含量，推广节能省地环保型住宅。
（二十四）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行监理制。项目必须制定详细科学的质量技术监督方案，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招标确定具有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并具备一定经验和良好社会责任的监理单位，负责对项目建设全程实行监理。
（二十五）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行合同管理制。项目法人要与参与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商、搬迁安置户以及其他经济活动有关的单位，依法签订合同。
（二十六）项目法人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要强化项目质量和安全管理，工程完工经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二十七）建立健全项目建设档案。从项目设计到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的资料，都要严格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收集、整理和归档，档案管理必须有专人负责并严格履行职责。
（二十八）棚户区改造工程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在技术上进行有效管理，使有限的改造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设计要使建筑结构合理，户型适中。对施工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要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六、优惠政策
（二十九）棚户区改造项目一律免收土地登记费、征地管理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以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
（三十）棚户区改造项目一律免收散装水泥专项基金、新型墙体材料基金等政府性基金。
（三十一）棚户区改造项目在原搬迁面积以内的部分免收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费；超出部分减半收取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费，所收费用全部用于棚户区消防设施建设。
（三十二）棚户区改造项目在原搬迁面积以内的部分免收土地契税。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棚户区改造偿还原拆（搬）迁面积房屋部分，经主管地税机关核准，暂不征收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被拆（搬）迁人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取得的拆（搬）迁补偿款，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
七、拆迁安置管理
（三十三）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要认真组织力量，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对改造方案中的棚户区居民逐户核查，建立详细完善的棚户区住房档案。要按照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的原则，在搬迁前做好意愿普查工作，充分尊重棚户区居民的搬迁意愿，按片实施棚户区改造。
（三十四）棚户区改造工程实行原址重建和异地迁建两种方式。棚户区改造搬迁安置工作要坚持政策的统一，不得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
（三十五）要妥善处理棚户区中历史遗留的产权问题，对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手续不全的房屋，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要妥善解决好特困群体的住房问题，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八、改造后住宅区管理
（三十六）要充分考虑多数居民的生活负担能力，切实做好改造后住宅区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在新建小区中，要适当建设经营性公共建筑，以经营收益作为住宅区管理维护费用的补充资金。物业管理可依托居民自治组织，建立新建安置住宅小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管理模式。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业主的消费需求、意向和支付能力，提供管理维护房屋以及配套设施、维护环境卫生等基本的物业管理服务，合理收取服务费用。
（三十七）实行住房维修基金制度，明确保修期内的责任主体和维修资金渠道。采取业主缴存以及政府补贴等方式，建立新建安置住宅的专项维修基金，保证住房维修需要。
九、项目监督检查和竣工验收
（三十八）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行月报制度。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要明确专人按月报送投资完成、工程进度、资金筹措与使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三十九）省直有关部门要对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和专项稽查，并根据项目建设完成情况，对每一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进行验收检查。在项目建设完成后，按照国家求，由省发改委组织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四十）对在棚户区改造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弄虚作假、贪污受贿和截留、挤占、挪用、克扣工程建设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十、附则
（四十一）省森工总局和林业集团要结合本林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四十二）本办法由省发改委会同省直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四十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2000年9月28日 13:30 刘星
--一个疑问和重述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目前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许多学者介绍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著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认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 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
⑦中国学者一般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但是他（她）们都赞同了实证方法的必要性，从而暗含了这样的学术策略。参见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以及有关的一般性研究论文。另英国学者Herbert Hart和美籍奥地利学者汉斯·凯尔森明确认为，研究法律的基点正是"法律"一词的通常用法以及该词所指的对象。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reface；汉斯·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
⑧参见美国学者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44.
⑨因为实证的法理学研究者总是观察现实中人们如何运用"法律"词语来进行理论抽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