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给在劳动保障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记一等功的决定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给在劳动保障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记一等功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近两年来，全国劳动保障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服从和服务
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投入劳动保障制度
改革，不畏艰难，奋力开拓，埋头苦干，狠抓落实，劳动保障工作迈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总结经验，
表彰先进，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调动劳动保障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推动劳动保障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圆满完成党的第十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决定：对北京市宣
武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105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对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劳动工资科科长方援明等260名同志记个人一等功。希望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继往开来，再立新功。
劳动保障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
学习他们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在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的政治觉悟；学习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坚定的理想
信念；学习他们爱岗敬业，为劳动保障事业竭诚奉献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学习
他们知难而进、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学习他们脚踏实地、严谨细致、热忱服
务的工作作风。
希望全国劳动保障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高举邓
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党的十六大赋予我们的工作任务，继续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团结一致，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为开创新时期劳
动保障事业的新局面，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1．全国劳动保障系统记一等功集体名单
2．全国劳动保障系统记一等功个人名单
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1 全国劳动保障系统记一等功集体名单（105个）
北京市宣武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仲裁处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街福音社区就业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
河北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河北省唐山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河北省保定市机关事业社会保险所
山西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山西省长治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山西省运城市社会保险事业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辽宁省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辽宁省锦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辽宁省葫芦岛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辽宁省东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吉林省吉林市劳动监察支队
吉林省延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吉林省辽源市社会保险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信访仲裁处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医疗保险中心
黑龙江省鸡西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
上海市开业指导服务中心
上海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
上海市徐汇区就业促进中心
江苏省泰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江苏省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江苏省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江苏省职业介绍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浙江省宁波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浙江省绍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浙江省平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安徽省芜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安徽省马鞍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安徽省合肥市职业介绍中心
福建省福州市劳动服务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劳动监察大队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福建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江西省萍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江西省新余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
江西省婺源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山东省劳动就业办公室
山东省青岛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山东省烟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山东省潍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山东省临沂市医疗保险事业处
河南省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河南省洛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河南省许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湖北省黄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湖北省南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湖北省恩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湖北省丹江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湖南省长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湖南省常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湖南省岳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广东省深圳市劳动监察大队
广东省东莞市社会保障局
广东省湛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广东省劳动保障举报投诉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局养老保险部
海南省文昌市人事劳动保障局
海南省人事劳动保障厅培训就业处
重庆市社会保险局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合川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四川省广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四川省乐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四川省南充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四川省内江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贵州省贵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云南省思茅地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陕西省宝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陕西省西安市医疗保险事业处
陕西省社会保障局汉中市养老保险经办处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
甘肃省兰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甘肃省武威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甘肃省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崆峒区劳动力市场
青海省西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青海省海东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基金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附件2 全国劳动保障系统记一等功个人名单(260名)
方援明 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工资科科长
高士令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尹春娟(女) 北京市通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
徐忠富 北京市昌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刘党生(女)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
谭凤章 北京市密云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刘燕平(女) 北京市崇文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
邓京(女)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工资处处长
吴安泰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险监察处处长
田树奎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科科长
王士平 天津市河东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赵忠 天津市蓟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闫宝珍(女)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河北分中心主任
高云发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大港分中心主任
孟宪平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业务二处工程师
刘洪顺 天津市塘沽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劳动力管理科科长
刘忠玉 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局劳动管理科科长
吴玉龙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武清分中心医疗保险科科长
刘金泉 天津市大港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劳动力管理科科长
王奇 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
刘国栋 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柏连生 河北省邢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郑力 河北省沧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孙广义 河北省衡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宁殿成 河北省廊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王文学 河北省大名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吕志国 河北省承德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新峰 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规划财务处处长
姚淑理 山西省忻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王林 山西省朔州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所所长
曹晓岚(女) 山西省阳泉市医疗保险中心负责人
李印贵 山西省大同市职工失业保险所所长
于忠全 山西省太原市解困与再就业工作领导组办公室科长
卫红胜 山西省蒲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于治国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曹明武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牛志美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赵青山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胡文美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马玲(女)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
金树培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就业局局长
杨顺昌 辽宁省沈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处长
李德平(满族) 辽宁省鞍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伟民 辽宁省抚顺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继跃 辽宁省营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松筠 辽宁省阜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阚兴仁 辽宁省辽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吕子龙 辽宁省铁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滕学信 辽宁省朝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公达 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局长
杨晓光 吉林省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处长
徐海 吉林省抚松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阚树文 吉林省四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杜斌 吉林省松原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主任
张发文 吉林省长春市社会保险公司总经理
何忠海 黑龙江省伊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丹虹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伟福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邢玉福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荣海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朱佐臣 黑龙江省明水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慈福斌 黑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保险部主任
李丽(女) 黑龙江省鹤岗市劳动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徐爱平(女)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城镇养老保险处处长
沙忠飞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事务管理处处长
仇朝东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副主任
陈锡娥(女) 上海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主任
金群 上海市嘉定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
史长江 上海市黄浦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
蒋伟明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
方丽云(女) 上海市卢湾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成康 上海市黄浦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俞奇伟 上海市静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江永兴 上海市青浦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胡蔚(女)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电话咨询中心主任
薛扬诚 江苏省常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周晓华 江苏省扬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
王耀光 江苏省南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玉柱 江苏省徐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钱宗建 江苏省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周梅生 江苏省镇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蔡国贤 江苏省阜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洪大伟 江苏省淮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杰 江苏省宿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程学光 江苏省连云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牛富英(女) 浙江省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
施建永 浙江省湖州市社会劳动保险办公室计划财务科副科长
黄根寿 浙江省金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吴金花(女) 浙江省衢州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局长
邵一之 浙江省丽水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人事劳动仲裁处处长
庞一飞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局长
孙佺(女) 浙江省舟山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
江德玲(女) 安徽省蚌埠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戴多斌 安徽省淮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改林 安徽省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朱大成 安徽省滁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琴(女) 安徽省六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朱国宾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处长
崔前进 安徽省铜陵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
张华清 安徽省朗溪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家礼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黄永忠 安徽省太湖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黄太平 福建省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谢福强 福建省漳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培训科副主任科员
李聪民 福建省南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朱荣清 福建省莆田市社会劳动保险中心主任
赖建华 福建省建瓯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
郭迪 福建省龙岩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主任
刘振荣 福建省福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蔡汝平 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和失业保险处处长
韩学农 江西省鹰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
龙启国 江西省萍乡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
熊东保 江西省九江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
刘镇芳(女) 江西省抚州市职工医疗保险管理处管理中心负责人
陶年根 江西省南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杨国华 江西省高安市人事劳动局副局长
管世隆 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监察监督处处长
孟凡杰 山东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失业保险统筹处处长
李静波 山东省潍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承柱 山东省淄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刘传银 山东省泰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振堂 山东省荷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顾俊年 山东省聊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孔宪举 山东省济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杨子林 山东省威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范芸(女)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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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专有出版权案件的侵权认定和赔偿问题研究
辛尚民
一、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认定原则
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享有专有出版权”，“图书出版者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图书。”关于专有出版权的内容，国家版权局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9条中也予以明确的说明，“图书出版者依照著作权法第30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和在合同约定地区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的方式出版图书的独占权利，受法律保护。”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出版社所享有此项权利是有严格限制的，第一，出版社对专有出版权的享有必须是在著作权人授予的期间内，授予的地域内行使。第二，以原作品的同种文字出版图书。第三，出版的方式必须是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除此之外，出版社是不享有专有出版权的。
在审判实践中，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特征的侵权方式的侵权行为是不难认定的。但实践总是复杂的，有些侵权行为的出现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如某出版社未经许可将其它几个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书摘编成一本实务全书，而且摘编的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将书中内容的三分之二进行摘抄，有的摘抄二分之一，有的摘抄一本书中的一个或几个作者独自撰写的章节，有的是将他人出版的图书的主要内容进行变相的抄袭后重新编排进行出版等等。在认定这些情况是否构成专有出版权的侵害上，是无法简单地对照法条进行判断的。那么这几种情况是否是对专有出版权的侵犯?认定构成专有出版权侵害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能否严格按照国家版权局的解释加以判定?
要正确认定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必须正确认识专有出版权的概念，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专有出版权的立法精神，那么专有出版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一番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专有出版权的实质在于保护出版社经济利益。版权法的历史是与传播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最早将图书的印售形成一种产业的首先出现在西欧。特别是中国的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相继传入欧洲，加以欧洲科学的发达和文艺的复兴促成了教育事业的进步和普及。这两方面的因素为图书出版业的兴起提供了技术和社会的前提。于是书籍成了一个使商人有利可图的新产业。随着出版业的兴起，出版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谋求对某些书籍有独占的复制和发行等权利，首先成立一些协会，如英国于16世纪中叶成立的印刷公会，由皇家授权，给会员出版特权。当时保护的权利主体是印刷出版商，保护的行为是出版，作者没有任何利益。后来发现，作者才是真正的财富源泉。1709年资产阶级胜利，英国颁布的《安娜女王法案》才是真正意义上以保护著作权人为本位的法律，著作权人才处于版权制度的核心地位。但是在后来的版权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版商一直在版权法中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目前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作品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出版业，作品的传播离不开出版印刷者的投资。作者个人是无法传播作品的。而且出版业是一个投资大，高风险的行业，法律赋予其出版权的专有，是对出版社的保护与鼓励。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出版商对于图书的出版几乎没有付出智力性创造劳动。出版社在出版图书过程中是不能更改图书内容的，否则必须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对于图书的出版不构成新的作品。因为图书完全是由作者进行创作完成的，图书的完整著作权由作者所享有，出版社只是通过合同的形式将作者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在一定条件下转让给自己所享有。当然，出版社对于图书的装帧、版式之设计则享有专有使用权，但这与著作权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出版社通过对图书的出版，通过合同的形式仅享有著作权人授予其的图书专有出版权，也即是由于图书专有出版权的行使而带给其的经济利益。这是对出版社在传播图书时进行投入的回报，是图书形成商品产生利益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在著作权人和出版商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平衡。
因此，从版权法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法律赋予出版社以专有出版权，是对其利益的保护，这与法律对作者的保护并不完全相同。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也应从这一角度去考虑。也就是说，凡是足以影响到出版社的经济利益时，就应视为是对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对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明确规定，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以原作品的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方式出版图书，应作扩大解释。原版式应以侵害到出版社的专有出版经济利益为原则，也即实质侵害原则，而不宜理解为以原版式的形式原封不动进行再版才属侵权，同样修订本和缩编本再版也应作同样理解。因此，抄袭内容的多少并不能作为认定是否侵权的唯一依据，主要应考虑侵权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出版社再版或重印此图书的经济利益。如果侵权者使用了原书中的内容足以影响该书再版时的经济价值，哪怕使用的内容不多，也应构成侵权。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作品使用者从介绍作品的角度，摘录书中部分内容，则不构成侵权，但如果是摘录的最为精彩的部分，而且摘抄量较大，足以造成对该书的销量下降的，也应认定为侵权。但可以在侵权情节上酌情判定应承担的责任。如美国一家出版社与一位名人签订合同，对其将要写出的回忆录进行独家出版，后来，其发现另外一家报刊将该回忆录中的最为精彩内容先行进行刊登，该出版社解除了专有出版合同，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专有出版社与著作权的关系及侵权认定
作者将自己的作品以合同的形式把专有出版权授予给出版社享有，是自己行使著作权的方式之一。然而作者一旦将自己的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授予给了出版社，那么，与此相关的权利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在合同约定的区域内则自己不再享有，自己的著作权则不完整了，在自己行使著作权时，是要受到专有出版权的制约。但这并不等于说作者就丧失了全部的著作权，应该说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仍享有相应的著作权，对专有出版权的侵害也同样会构成对著作权人著作权的侵害(但在个别情况下，如著作权人与出版社签订合同，图书的再版不再包含有著作权的利益，而侵权又是完全型的，不涉及著作人身权时除外)。那么作者将自己的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授予出版社后自己还享有什么权利呢?
首先，作者还应享有作品的署名权。作者的署名权不因专有出版权的转移而受到影响。作者仍然享有对其作品进行署名的权利，不尊重作者对作品署名是对作者著作权侵害。如图书被盗版，在侵犯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同时(或者不构成对专有出版权的侵权)，如果盗版图书没有为作者署名，就构成对作者署名权的侵害。
其次，作者以授权的形式将图书出版，出版则意味着发表，而发表权则是一次用尽。所以对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并不涉及作者对其作品发表权的问题。
再次，关于作者对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专有出版权授予出版社后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修改权仍然存在，但是该权利的行使则受到限制。一则是不能将修改后的作品再擅自出版发行，否则构成对专有出版权的侵权。二则是作者对作品的修改只能等出版社对图书再版或重印时才能行使。但如果图书再版或重印时，作者对作品进行修改，而出版社以修改后会影响图书发行效益不同意作者对作品进行修改时怎么办?笔者认为，那要看修改内容是否构成实质性与否。如果作者修改的内容比较多，或虽然内容不多，但属关键内容，已影响到图书的销售时，出版社可以以享有图书专有出版权对抗作者的修改。如若作者只是对内容的更新或更正，增加一些新的符合新形势要求的内容，出版社不应阻止，尊重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修改，这是作者对作品所享有修改权的重要体现。
在一本图书出版后，作者又将该图书的主要内容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叙述风格编写图书在其它出版社再次出版，是否构成对原专有出版权的侵犯，这也是一个需要讨论问题。如果作者对再出版的图书只是内容结构的变化，而基本内容，如所使用的素材不变化，或作者的基本观点与前书一样，尽管在文字的主要部分并不完全相同，但可能在版权法上已构成对原作的抄袭，此书的出版势必会影响到原书的发行。对此，也应予以禁止，否则不利于出版社的竞争。但如果后书的主题与前者不同，仅是在论述个别问题时使用了部分相同的素材资料，或者个别地方的观点相同，但整个图书的结构和内容并不相同，则不应限制后书的出版。
关于图书被侵权时，对作者修改权和作品完整权的侵权认定。如果侵权者以符合法律规定的完整侵权形式的特征进行盗版，那么显然并不涉及作者对其作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问题。但如果侵权者是实质性的对专有出版权的侵权，那么就有可能涉及到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权。如果侵权者在盗版图书中将作品进行了修改，或者对图书的盗版中以歪曲的形式使用了作者创作的图书中的内容，足以违背作者创作该图书的意图或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则在构成对专有出版权侵权的同时，也同样构成对作者对作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但是如果侵权者在盗版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或文字的偏爱对图书进行一些文字性的修改或修饰，尽管影响了作者原意的表达，但没有从实质上构成对图书所表达思想的篡改或歪曲，不宜认定为对作者修改权或者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此修改行为可以成为在侵权者承担责任时考虑的一个情节。
第四，作者对作品的使用和获得报酬权。当著作权中的专有出版权授予出版社后，应该说，作者著作权中受到最大限制的是作者对作品的使用和获得报酬权。作者对作品的使用不得与法律保护出版社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相冲突，否则作者即构成侵权。但是，也应当看到，作者仅是将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授予给了出版社，作者还可以对作品以展览、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等方式使用。
当然，法律对出版社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规定得也是十分的严格。因此，出版社在行使专有出版权时也自然受到著作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
1?出版社只能按照作者交付的作品以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出版。出版社对专有出版权的享有及享有期限和区域是通过合同由双方约定的，如果双方没有约定，则出版社不享有专有出版权。因为专有出版权是一种契约权利，而不是一种法定权利。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专有出版权区域，则可推定为国内发行。如果要发行国外，则需特别授权。出版社还只能按同种文字进行出版，如果翻译成其它文字不经同意也同样构成侵权。
2?出版社擅自将专有出版权转让给其它出版社进行出版构成侵权。出版社获得的是图书的专有出版权，而不是图书的著作权。自然，出版社所能行使的只能是专有出版。而且此专有出版权的获得是在特定主体之间产生的，并不意味着作者对图书的专有出版权的完全丧失，只是约定期间内的临时特定对象的让予。而且出版社在重印或者再版图书时，还“应当通知著作权人，并支付报酬。”这里的通知不仅仅是知会的意思，应理解为出版社对作者是否行使著作修改权的尊重。如果“图书脱销后，图书出版者拒绝重印、再版的，著作权人有权终止合同”，收回专有出版权，如果此专有出版权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擅自由出版社进行转让，那么出版社则构成对著作权的侵害，著作权人可以通过诉讼解除专有出版合同，收回专有出版权。当然也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那就是一个出版社被撤销后，其依合同享有的自己曾出版过图书的专有出版权如何处置，这众多的专有出版权对于出版社来说是一笔财富。当然专有出版权只能由具有资质资格的出版社行使，具有资质资格是出版社享有著作权的前提，那么，专有出版权是否当然随着出版社的解体而丧失?对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图书专有出版权的享有对于出版社来说是一笔无形资产，是一笔潜在的财富，但是由于出版社的解体，致使这潜在的财产权已无可能实现，图书专有出版权因主体的丧失而不复存在，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笔无形的潜在财产已丧失，其专有出版权的财产权仍由出版社的后继单位所享有。作者或另外一家出版社想再版该图书，其可以不必经过出版社的后继单位的许可，但应对原出版社的财产权进行补偿。
三、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赔偿中专有出版权的享有者与著作权人的利益平衡
侵犯图书专有出版权的赔偿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实践中算法各异，极为混乱，特别是关于专有出版权的享有者与著作权人的利益平衡问题。那么侵犯图书专有出版权的赔偿问题如何计算呢?
首先应遵循民事赔偿的损赔相当的原则，目前人民法院在掌握赔偿时一般掌握三种计算方法，一种是因侵权给被侵权者造成的经济损失，侵权者要全额赔偿；第二种是根据侵权者在侵权行为中的获利情况进行赔偿；第三种是根据双方曾有过的约定进行赔偿。此三种情况被侵权者是可以进行选择的。但不管按哪种方式进行赔偿，实质上是对民事赔偿损赔相当原则的贯彻。
由于图书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必然侵犯著作权人和出版社两方的利益，侵权者的赔偿责任应同时包括对著作权人的赔偿和对出版社的赔偿。下面作者分完全形式的侵权和实质性的侵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1?完全形式的侵犯专有出版权时专有出版权与著作权利益分配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弄清楚图书在正常出版的情况下双方利益的分配。应该说影响图书出版利益分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稿件质量、印数、发行情况等。但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稿酬支付标准的有关规定，图书出版著作权人和出版社的利益分配有三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是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再版重印时，作者仅拿印数稿酬。第二种是按版税稿酬的方法进行计算，在初版或再版重印时作者都以此拿相应的稿酬。第三种是双方根据稿件和发行等因素进行一次性支付稿酬的约定。这主要由出版者与作者根据情况进行利益选定。实践中的作法一般是，对于学术等专业性较强，印数不高，重印可能性不大的图书，作者一般选择第一种计算方法，这样作者可以拿到较高的稿酬；在印数较大或可能再版重印的图书，作者多选择版税稿酬的方法进行计算；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考虑，出版社一般倾向于选择版税计酬的方法。由于以上稿酬计算方法的不同也影响着作者和出版社利益的分配，下面我们不妨分别进行分析。对于采用版税制的，不管图书发行量的多少，作者的利益被定格在版税率上，也即3％——10％，目前一般图书的出版都选择在6％左右。图书的出版发行的费用发生大概是：成本费(制版、印刷、校对、管理、装订等费用)占图书总码洋的30％，发行批发价在六折(平均值)。这样出版社一般利润在24％左右。
如果印数较低，双方选择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法进行计算。关于其利益发生比例，我们不妨从一本书的出版发行来考察。一般情况下，一本50万字的书，定价在35元，如果在印刷5000册的基础上，按照新的稿酬支付标准进行计算。按每千字50元，初版时，作者可拿到的稿酬是500×50＋500×50×1％×5=26250元(如按6％版税计算为5000×35×6％=10500元)。占图书总码洋的26250/5000×35=15％。此时，出版社的利润在15％左右。如果重印5000册时，作者可拿到稿酬是5000×50×1％×5=1250元，占图书总码洋的1250/5000×35=0.7％，这个比例显然在大幅度缩小。图书成本费用大概在25％左右。此时图书出版者则所得利益应占总码洋的34％左右。
尽管每本书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但从这个大概的数字中可以看出一本书分别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的初版和再版时的大致利益分配情况。笔者认为，这应是图书专有出版权被侵权时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我们必须尊重的规律。
关于侵权者进行赔偿计算所应基于的基数，对于按版税制的，仍应按此方法进行计算。但对于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法进行计算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争论观点。一种是按照图书再版时的损失计算。另一种是按照图书初版时的标准计算。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得出来的赔偿数额也大相径庭。那么应按哪种计算标准进行计算呢?
作者认为应当按照损赔相当原则，即按照图书再版时的标准计算，因为这是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赔偿的原则是损赔相当。作者一旦将其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授予给出版社，作为著作权人的作者除享有著作人身权的同时，对著作财产权的享有只有再版时或图书重印时的印数稿酬，作者只能获得这么多的利益，不能因为侵权而使其应获得的利益变得更多，损失扩大，这不符合法理，也违背法律规定的赔偿精神。有人主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能适用正常出版时的规定，因为如果侵权者按正常的出版程序与作者协商，作者可能不同意侵权者出版该作品。而且作者对专有出版权的转让是基于出版合同，有一种良好的信誉或荣誉在里面，如从事法律工作的可能比较看重法律专业的出版社，如果侵权出版社系非法律性质的出版社，也许作者不会同意，或者双方可以约定比较高的稿酬，现侵权者没有经过同意擅自出版构成侵权，关于稿酬的支付理应按初版时计算。笔者认为，尽管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图书一旦被出版社出版，在双方约定的在一定期间内一定区域内，图书所产生的利益格局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关于出版问题及获得相应利益的权利表现得更加突出。出版社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及其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是一种优先权，一切与之相冲突的行为，包括作者本人都在享有专有出版权人的抗辩范围之内。如果侵权出版社欲出版该书，在协商过程中，仅有作者的同意而没有享有专有出版权出版社的同意也是不可的。在协商过程中，也只有在满足了享有专有出版权人的经济利益要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允许其它出版社再次出版。所以图书在侵权状态下依然如此，著作权人与专有出版权人的利益格局不可能发生变化。
有人说在侵权情况下，就应该加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制裁侵权者，按初版时的标准计算赔偿数额。而笔者认为，对于违法侵权行为的惩罚和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可以体现在根据侵权情节判定侵权者承担赔偿的基本数额的倍数上，而不应体现在计算的基数上。否则只能违背法律保护图书专有出版权人的立法本意，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我们也不妨通过上文所提到的专有出版权侵权案进行计算，看一看两种不同计算标准的结果。案例中被侵权的50万字按目前的稿酬标准30—100元的稿酬标准的50元计算，初版时著作权人应获得的稿酬是500×50＋500×50×1％×5=27250元。按照目前人民法院所掌握的惩罚标准在2至5倍之间，如按4倍考虑是27250×4=10.9万元。如果都按上限进行计算，那么这个数字可能还要高得多。再加上赔偿被侵权的出版社的损失35×5000×34％=59500元，这样显然与实际发生规律不符。我们看一看按照再版方式进行计算的结果。即按规定的每千字30—100元的50元计算标准，著作权人在侵权行为中的损失是500×65×1％×5=1250元。如果再加上惩罚性的4倍，应该得到的补偿是1250×4=5000元。出版社的损失仍是59500元。为加大对著作权人的保护我们不妨按上限进行计算，那么作者应得稿酬是500×100×1％×5=2500元。加上5倍应得的补偿就应是2500×5=12500元。与正常图书出版所获得的稿酬相比已经翻出了10倍之多，应该说著作权人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赔偿计算标准仍应按照损赔相当的原则，即按照图书再版时的标准计算，而不应按照初版时的标准计算。
2?实质性专有出版权的侵权赔偿
在第一个问题的论述中，都是以完整的侵权行为进行计算的，但是实践中，侵权行为并不都是以完整的侵权行为出现，更多的是构成实质上的侵权。那么著作权人的损失和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社的损失又如何计算呢?这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构成实质上的侵权，也分两个方面，一是对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的损失赔偿，另一个是对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侵害的赔偿。对于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其侵权后果是直接影响了图书的再版，使出版社损失其经济利益。因此，对于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的损失应以侵权行为对出版社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的图书销售的影响情况进行计算。如果原版是按版税率进行计算的，其损失计算应是，侵权图书的总定价中出版社被侵权内容应占的定价×侵权图书的发行数×再版发行中出版社利益之比例(分版税率和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两种情况)。如果不能准确计算出侵权书中对原出版物内容比例，则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评估出因侵权行为对出版社经济利益的影响所造成的损失，然后由侵权人进行赔偿。或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由法官进行酌定。
作者的利益损失，如果是按版税率进行计算的，应是侵权图书的总定价中作者被侵权内容应占的定价×侵权图书的发行数×版税率。如果是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进行计算的，应是作品被侵权者使用的字数(以千字为单位)×每千字稿酬×1％×侵权书发行的数(以千册为单位)×惩罚性倍数。如一本书中共34万字，被侵权者摘用了30万字，而侵权图书总字数为180万字，定价400元，共印了3000册，那么出版社的损失应是(400/180)×30×3000×34％=68000元。著作权人的损失是300×100×1％×5×5=7500元。但如果构成实质性的侵权时不能准确计算出具体的数字，那么也可以由有关部门进行评估来确定赔偿数额，或由人民法院的法官根据侵权行为的侵权情节等全案的情况进行酌定。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