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7月20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村民委员会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积极协助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第三条 村民委员会的任务是：
（一）向村民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并教育村民遵守和执行；
（二）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组织和支持村民发展生产，搞好服务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兴办和管理本村的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水利、道路、桥梁建设以及举办社会福利、整顿村容等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四）依法调解民间纠纷，协调本村村民之间的关系；代表本村处理与邻村的各种纠纷，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多民族居住的村，教育村民互相尊重民族习惯，搞好民族团结；
（五）教育村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移风易俗，反对和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促进本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六）组织动员村民履行计划生育、义务教育、服兵役、纳税等义务，积极完成农副产品收购、民工建勤等任务；
（七）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禁止赌博、吸毒、贩毒等非法活动，搞好综合治理；
（八）搞好拥军优属、扶贫抗灾、社会救济等工作；
（九）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十）监督、执行经村民会议制定的村规民约和制度。
第四条 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经济条件，按照便于群众自治，便于管理，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原则设立。
已建立的村民委员会的范围一般应稳定不变。个别因范围过大、管理不便、大多数村民要求调整的，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五人组成，最多不超过七人。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多民族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本村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热心为村民服务，勇于开拓创业的村民担任。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第七条 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由上届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选举委员会主持，在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指导下进行。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的候选人由依法享有选举权利的村民提名，或由村民小组提名。正式候选人名单根据多数村民的意见确定，并于正式选举的五日前公布。
实行差额选举，主任、副主任正式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各多一人，委员正式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至二人。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和应选人数相等，也可以等额选举。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一般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进行。
投票选举可以召开选举大会，也可以按村民小组分设票籍进行；年老、病残行动不便的村民，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外出村民可以委托其他有选举权利的村民代为投票，但每一村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
投票可以依主任、副主任、委员的次序分别进行，也可以一次性进行。
无记名投票确有困难的，经多数村民同意，也可以采取举手表决的方法进行。
第十条 本村二分之一以上依法享有选举权利的村民参加选举，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的村民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第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受村民监督。对不称职的成员，经五分之一以上依法享有选举权利的村民联名提出，村民会议通过，可以罢免。
村民委员会成员出缺时，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办法进行补选。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或小组，林区村民委员会可设护林防火委员会或小组。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兼任下属委员会或小组的成员。人口少的村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不设下属的委员会或小组，各项工作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按照本村村民居住情况，可以分设若干村民小组。村民小组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四条 村民委员会决定重大问题时，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村民委员会进行工作，应当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不得强迫命令，不得打击报复。
第十五条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编入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应当对他们进行监督，加强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改过自新。
第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不脱离生产。对于坚持常年工作的成员给予固定补贴，其他成员实行误工补贴。补贴的人数、标准、办法和经费来源，按照村的规模、经济状况及本人职别、工作成绩等情况，由村民会议审议决定。
第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所需费用，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可以向本村经济组织或村民筹集，但不得巧立名目，随意摊派。筹集资金的开支帐目要定期公布，接受村民和本村经济组织的监督。
第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村民会议的职权是：
（一）听取并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财政收支情况报告；
（二）审议决定本村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
（三）讨论决定涉及全村村民利益和有关村民自治的重大问题；
（四）选举和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
第十九条 村民会议每年举行一至二次，可以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全体村民参加，也可以由每户派代表参加。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或者村民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应适时召开村民会议。
牧区召开村民会议的办法，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9年7月20日
婚姻法是否需要扩大重婚罪的概念

人民法院报
　　在这次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中，对于“包二奶”的现象是否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打击，如何打击，是否有必要规定为重婚罪等，成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我认为，对“包二奶”的现象应当通过法律途径予以打击，但具体的立法设计值得研究。
　　依照目前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重婚罪有两种情形：一是，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然而在实践中，“包二奶”者很少有去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而且多数人也并不公开以夫妻名义进行同居生活，有的人甚至在生了几个孩子之后都没有以夫妻名义同居，因而这种行为在目前尚不能以重婚罪予以处理。而这种行为目前比较普遍，严重破坏了家庭、社会的稳定，据此，许多学者呼吁在婚姻法中应当扩大重婚罪的概念外延，从而严厉打击“包二奶”的现象。
　　我认为，现实中存在的一些“包二奶”的行为，确实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计划生育，也造成许多家庭破裂，因此对此种行为应当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制裁。然而，在婚姻法中扩大重婚罪的概念，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个人不赞同这种看法，主要理由是：
　　第一，婚姻法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在本质上依然属于私法，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在婚姻法中只能规定与婚姻有关的民事法律后果问题，而不宜规定罪名与刑罚。即便确实有必要对实践中存在的“包二奶”问题加以制裁，也应当通过修改刑法或者由全国人大通过颁布单行的刑事法律加以解决。如果在婚姻法中对刑事问题作出规定，那么法院引用婚姻法这样一种民事法律进行定罪量刑，则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二，对“包二奶”的行为按重婚罪处理，还存在一个法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与婚姻的概念相冲突。依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合法性是婚姻的本质属性，任何一种婚姻都必须符合法定的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惟其如此，才能产生婚姻关系。因此，结婚必须经过登记，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的就不是合法婚姻，而是非法同居关系(因为我国目前已经取消了事实婚姻制度)，在新婚姻法中称为无效婚姻。既然是无效婚姻，也就不能称其为婚姻。所以，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或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包二奶”行为，既不符合法定的实质要件，也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因此并不是一种婚姻。若在刑法中将其作为重婚罪处理，则显然与民法中的婚姻制度不协调，因为这种非法同居关系不能称为婚姻。我认为，在将来立法中，应当将刑法中的重婚罪与民法中的婚姻制度予以协调，即将刑法中重婚罪的罪名重新界定。
　　第三，“包二奶”的行为表现形式多样，产生的原因也各不相同，若在婚姻法中扩大重婚罪的概念，对各种“包二奶”的行为都予以惩罚，那么这种“一刀切”的规定不符合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因为婚姻家庭关系非常复杂，各个家庭千差万别，所以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加以约束。而且这种做法也会引起一系列家庭、社会问题。例如，一旦“包二奶”者被判入狱，则其妻子将有可能丧失经济上的支持和来源，孩子的抚养也会遇到问题。孩子不管是与其合法妻子所生，还是由现在的“二奶”所生，均可能得不到抚养，因而会带来一系列家庭、社会问题。
　　第四，若婚姻法中规定对“包二奶”的行为都按重婚罪处理，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包二奶”的行为大多不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很难取证证明其构成同居，因而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该解释认为构成重婚应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此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同居时间多长才算重婚，如何计算?中间间断后，是否重复计算?偶尔发生了性关系，但生育了子女，是否属于重婚?这些问题均很难确定。即使规定了期限，也很难认定。而且对于同居的时间，在实践中往往遇到举证上的困难。在实践中，“包二奶”的行为与通奸行为常常很难区别。如果把通奸行为作为刑事犯罪处罚，则未免打击面过宽。
　　必须看到，“包二奶”的行为尽管违反了一夫一妻制原则，毕竟这种行为还没有对一夫一妻制形成公开的挑战。对这种行为主要还是应当通过党纪政纪处理以及道德规范约束，而不宜采用刑法的制裁措施。至于“包二奶”者的妻子所受到的损害，可以在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这足以对其损害进行补救。
　　此外，草案第三条规定，“禁止重婚和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但没有明确什么是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利于实际操作。建议删去草案关于“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相关规定。

　　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教授　王利明